有人认为，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也有人认为，中国参加朝战是“彻头彻尾的赔本买卖”。在笔者看来，正好相反，事实上中国才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大赢家。

　　《雅尔塔协定》牺牲了中国的利益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第二次会议。在中国问题上，为了保证苏联对日作战，罗斯福、丘吉尔，背着中国与斯大林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亦称《雅尔塔协定》)，协定在中国不知晓的情况下牺牲中国利益，规定战后：“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

　　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迫使中国认可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利益的条款以保证苏联参战。正是由于斯大林获得并得到国民党政府承认的这些“红利”，尤其是获得了从彼得大帝起俄罗斯人就朝思暮想而在斯大林手中终于获得了的驻兵大连、旅顺这两个最便捷进入太平洋常年不冻港口利益，斯大林才在1949年中共胜利在即时，仍对国民党政权恋恋不舍，在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开始甚至想拒绝与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斯大林不愿放弃苏联在中国已获得的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

　　1949年12月6日，斯大林向毛泽东解释不急于重订中苏条约的原因时说，1945年的那个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定》签订的，而苏联正是通过《雅尔塔协定》才在远东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如果改动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的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经过慎重考虑后，苏联才“决定暂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

　　其实，话说白了，就是斯大林不舍得放弃苏联在中国已获得的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斯大林也估计到，除了道义的力量外，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完全纠正《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的条款的实力。此前，斯大林已知道毛泽东在1949年初与米高扬谈话时表示过“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海军，面对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它还无力接替旅顺口的防务”。现在，毛泽东当面对斯大林再次重申：“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

　　以实力大小分红，这对斯大林来说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1945年蒋经国代表国民党政府去与斯大林谈蒙古问题。蒋经国表示不同意蒙古并归苏联，并请求斯大林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对失去蒙古的心情。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参见《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在将美国人赶出朝鲜的同时，也将苏联“请出”了中国东北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已经表明中国拥有了“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深知实力边界与利益边界换算关系的斯大林当然明白：在中国人将美国人赶出朝鲜的同时，事实上就是将苏联体面地“请出”了中国东北。1952年底，根据1950年2月14日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苏联爽快地将原本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从形式到内容一并无偿地移交给中国。1955年苏军完全从大连、旅顺撤离。

　　不仅如此，曾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美国人也讨好卖乖，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至此，《雅尔塔协定》中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才被“体面”且彻底地废除。而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1950年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苏联承诺，而更多的是在朝鲜战场上以实力为基础的中国的胜利。